近年来，匈牙利成为中国企业“出海欧洲”的重要桥头堡。从上汽、宁德时代到比亚迪和华为，众多中国龙头企业纷纷在匈牙利布局制造、物流和

欧洲总部基地，形成了“中国新能源在中东欧集结”的发展态势。在这一过程中，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政府所展现出的对华友好政

策、投资便利化环境和政治稳定，成为推动这些投资落地的重要“确定性”因素。

然而，随着欧尔班的任期进入尾声，其能否连任仍未可知。潜在的权力更替，使得中国企业在匈牙利的投资与发展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但问题

的关键不仅在于欧尔班是否继续执政，而在于中国企业能否在欧洲构建起独立于某一政治个体之上的跨国治理能力，从而摆脱对个别政治人物的

过度依赖。

一、欧尔班时代的“确定性红利”

自2010年重新执政以来，欧尔班持续推行“向东开放”政策，主张匈牙利在外交与经济上减少对西欧大国的依赖，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在其

推动下：

 • 匈牙利成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

 • 宁德时代、比亚迪等重大投资项目顺利落地；

 • 外资审批效率高、税收激励明确、地方政府支持积极。

这种“政策—行政双重友好”的格局，使匈牙利在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欧洲战略版图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可以说，欧尔班时代为中国企业创造了一

个可预期、可操作的投资窗口期。

二、后欧尔班时代的不确定性

然而，若未来政局发生变化，匈牙利是否仍将保持亲中政策并非确定无疑。主要风险包括：

 • 地缘政治立场调整：欧盟正在重新审视对华关系，新一届匈牙利政府若更紧密地与欧盟立场保持一致，可能削弱对华独立性。

 • 产业政策趋严：环保标准、劳工法规及产业激励政策可能逐渐“欧盟化”，增加企业合规成本。

 • 舆论与社会压力：欧尔班时期对中资项目的高度欢迎，在西方舆论中屡遭批评。若新政府为修复国际形象，可能采取更审慎甚至限制性的外资政策。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若过度依赖某一位政治领导人，其在欧洲的布局将面临明显的“政治周期风险”。

三、比亚迪转向土耳其的战略信号

2024年，比亚迪宣布将其第二座欧洲整车工厂选址土耳其，而非此前盛传的波兰或进一步扩张匈牙利。这一决定的背后，折射出企业对地缘政治

与市场环境的深刻考量：

• 地缘政治再平衡：土耳其既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又处于欧亚交汇地带，借助关税同盟优势，比亚迪可降低对单一国家政策的依赖。

• 战略多元化布局：在贸易壁垒抬头的背景下，多国工厂与物流中心的分散布局，有助于规避系统性政策风险。

• 政企关系再定义：企业在选址过程中，政府支持与政策稳定性的重要性，已不再是“加分项”，而成为“硬性前提”。

 比亚迪的选择，既是对欧洲投资不确定性的回应，也是一种跨国治理思维的体现。

四、中国企业的跨国治理考验

比亚迪的转向为其他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依赖某一位政治人物的庇护，并不能为企业提供真正长期的安全感。真正的考

验在于，企业能否构建起独立于个人政治周期之上的跨国治理能力。

1.战略分散化与区域整合

企业不应将投资过度集中于单一国家，而应将中东欧作为整体战略区块，采取“区域总部+多点生产”的模式，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土耳

其等多地形成互补布局。

2.制度化合规与本地化运营

即使政权更替，企业也能依靠高标准的ESG实践、透明的合规体系，以及本地员工的深度参与，来获得社会与政府的持续认可。

3.建立独立的欧盟沟通机制

不能只依靠某一位政治领袖作为“中介”，而应主动与欧盟机构、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建立直接沟通渠道，逐步形成“超越个体”的制度化话语能力。

4.风险前置与退出机制

在政治格局尚未明朗前，企业应保持战略灵活性，设计退出或调整机制，以避免在单一国家遭遇“政策断层”时全盘受损。

欧尔班是否连任，的确是决定中国企业未来3—5年在匈牙利战略部署的关键变量。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企业能否摆脱对某一政治个体的依赖，

构建起真正的跨国治理能力。

比亚迪转向土耳其，既是一种风险规避策略，更是一种制度性觉醒。它提醒中国企业：全球化已进入一个政治风险与经济机遇并存的时代。唯有通

过制度化治理、多点布局与独立的国际沟通，中国企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获得真正的战略主动权。